一座东北矿坑的70年：三代矿工命运起伏 改建赛车城期望转型
：在东北阜新，深达200米的矿坑见证了一段中国现代史。在历史的底部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开端，是李良成作为工人阶级的骄傲与幸运；在中部则资源渐枯，荣光尽失，刘贵和与王立以及数以万计的矿工都无所适从；在矿坑的顶部，赛车手刘鑫飞驰而过。 刘鑫把油门放大，引擎声一阵压过一阵，音浪在数十米高的矸石山里回荡。卯足了劲的橙色越野车冲过起跑线，刘鑫熟练地把持着方向盘，跳过两个小坡后，时速达到100迈，杀进弯道，他提前将车头丢向湾心，横向滑动，扬尘抛起十几米高，一眨眼，车头扎进水坑中，激起的水浪卷进驾驶舱，在刘鑫的脚边“咣咣直响”，他没有分神，一口气冲了两三圈。 越野车满身泥点地回到原点，熄火，引擎声消失。回过神的山鸡“扑哧扑哧”从矸石山头飞过，赛道又恢复了长久的寂静。 刘鑫是辽宁阜新的业余车手。历史上，阜新一度拥有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和发电厂，被誉为“共和国的发动机”。煤矿枯竭后，2001年，阜新被国务院认定为中国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。 新邱是阜新百里矿区挖出第一锹煤的地方，如今在长7公里、宽4公里的范围内留下了十多处矿坑，最深处达200米。刘鑫训练的赛道就是这里面一处矿坑改建的，这只是“百年赛道城”项目的一小部分。据称，该项目总投资预计达80亿元。 50年代，李良成见过矿坑十几米深的样子，他在这里刨掉了自己的青壮年时光，养活七口之家，在大饥荒里换回猪蹄罐头，住过大连海边的疗养院，时不时戴上半身高的红花；80年代末，刘贵和赶上了国矿的下坡路，那些错过的运煤车厢，成为他去医院开假证明脱岗的记号；王立下矿时，已经到了2000年，国矿黄了，他跟着私人老板，疲于应付井长的吃拿卡要，那时煤矿已进入残采期。 赛道小镇规划新潮，正在修建的酒店是集装箱风格，摩登，讨年纪轻的人喜欢，只是来访者稀少。小镇对面是新邱火车站。每隔4天，就会有一辆专列在这里停靠，它将驶向内蒙古白音华，那是新煤田的名字，车上坐着成排的中年矿工。 10年前，刘鑫来过这里，20岁的他年轻气盛，玩的是越野摩托，他时不时叫上朋友，去新邱的露天矿区寻找激情。 他经营着附近镇上的超市，生活富足，父辈没人做过矿工。陡峭的矸石山有挑战性，这就是他来的原因。 骑到矸石山顶，眼睛向下望，那时的矿坑比现在更深，落差有两三百米。坑内一片废弃景象。没有人影，只有零星几段运煤机的钢材躺在坑底，锈迹斑斑，他觉得荒凉，没多想，骑车走了。 李良成刚来工作的时候也是20岁，他向下望，矿坑只有十几米深，走到坑底不过几分钟。那是1953年，中国“一五计划”的开端，坑内热火朝天、人山人海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。接着，他在露天矿干了38年。· 那时矿坑刚刚“见着煤”，李良成从扫工作面做起：用铁锹把石头和碎煤推进筐里，一筐装五六十斤，“扁担不离肩膀头”，挑到别处，两边的筐一掀，对计数工大喊一声自己的号码，一天至少反复百八十趟。这样，电镐“啃”出的煤炭才能是干净的。 那时条件艰苦。坑下没有遮挡，日头直射，晒到肩膀脱皮，因为太累，挑扁担也觉不出疼；雨天能披个蓑衣、戴个草帽，就算不错了；没有热饭的设备，冬天带的午饭结成了冰，就拢煤生火，把饭烤热。李良成丝毫不敢怠慢，“恐怕人家不用（自己）”。 尽管艰苦，对大多数忧心温饱的人来说，这不失为一份美差。李良成小时候吃不饱饭，家里几个人盖一床被子，连裤衩都没得穿。伪满洲国时期，父亲在日本人的矿井里工作，劳累过度病死了，接着母亲改嫁，18岁的李良成就是家里的顶梁柱。 他一直渴望长大，去矿上挣钱。头几年他以种地为生，二十多亩地能打五六百斤高粱，后来矿井造成了耕地塌陷，他赶着小毛驴车给有钱人家送煤，一月能得二斗红高粱。 这样的收入无法养活一家人。到了矿上，工钱一下翻了两三倍。而且一个月一开支，给现钱。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出炉，吹响了国家工业化的号角，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中，辽宁有24个，其中的4个能源项目被安排在阜新。当时，刚刚建成的海州露天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，这成为了1960年版5块钱的背景图案。这个流传甚广的货币符号代表了新中国对急速实现工业化的渴望，5年间，全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近1.3倍。 那时，国矿工人是许多人羡慕的职业。出身贫苦的李良成想起20岁的那次招工，仍然觉得幸运，他通过了两道门槛：“农村的不要，户口不是本地的不要。”作为露天矿的工人，他很骄傲，就像现在的年轻人考上名牌大学。 如今，李良成住在新邱城区的边缘，那里几乎看不到出租车。街道破败，废弃的澡堂前堆着碎砖，仅剩的小卖店摆着山寨零食，门口老旧的街机前坐着一个中年男子。 李良成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，一晃就到了87岁。他家的客厅昏暗、空荡，一根晾衣线穿过，气氛冷清，只有卧室里的一台大电视机咿呀作响。 李良成年纪大了，面庞消瘦，两颊凹陷。他已经忘了许多事，却清楚记得自己六十多年前的收入：每月挣189个工分，每个工分折合一毛三分二，“在商店花工分、在外面花钱”，一年的收入是299元，非常可观。这些收入足够养活一大家子——媳妇、三个弟妹以及后来诞生的三个孩子。当时的粮食是计划供应，商店只允许出售粗米粗面，鱼类肉类是过年才能吃到的稀罕食物。 李良成反复说，那时许多人不愿意当干部，因为干部吃的粮少。不在矿上干活的人一个月吃28斤粮，李良成吃46斤，搬道木的工人最累，也吃得最多，能吃55斤。曾经一年不见一次的荤腥，在矿上，每月能吃上三四回。 皮鞋买了两双，还给媳妇买了棉旗袍。后来闹大饥荒，李良成扒上运煤火车，用它们从农民手里换了120斤苞米面，关键时刻救了命。 那几年运动式的建设，都在搞“夺煤大战”。有时电镐离得远，不能直接把煤吐进火车车厢，下班之后，部分工人会自愿留下，在火车上搭个跳板，把远处的煤抬进车厢。李良成经常参加，矿上多少会给点好处。印象最深的是猪蹄罐头，汤汁肥美，前后发过三四罐，在那样的困难时期，它们显得很珍贵。 60年代初期，新邱露天矿的效益大幅度的提高。李良成记得，坑内光是用来打眼的“磕头机”就有18台，电镐在1953年有3台，后来增加到10台以上，昼夜不停地运转。矿上工人也多，哪个段都有三四百人。 那时挖出的煤“老鼻子了”。住在金家洼子村的王春山如今是距离赛道最近的居民，当年火车轨道就在他家门前，运煤的火车鸣着笛、冒着烟，沿着坑壁的作业路盘旋而上，从他眼前经过，一列火车有四、五十节，一天能过个十列八列的。 火车皮不够用，煤越堆越多，不时发生自燃。头两天看着冒烟，再过两天就起火苗了。选煤厂也堆满了，只好在九坑前铺轨道，让一部分火车往这翻煤，再雇家属工来挑。 阜新的煤优质，高产，日伪时期，这里就建成了大型火力发电站。1952年，主席曾给发电厂发来嘉勉电。60年代初，这里成为亚洲最大的火力发电厂，支撑了整个东北重工业区的电力基础，阜新才有了“煤电之城”的美誉。 矿工的工作条件一步步得到一定的改善。夏天会往坑下送解暑的绿豆汤，冬天会发狗皮帽子、棉鞋。 日子好了，李良成的体重就上来了。刚到矿上那年，他只有100斤出头，顶峰时涨到了125斤，两臂粗壮了，脸颊也丰润了。有几个月，单位奖励他去大连疗养，不用花钱，工资也照常开。疗养院是一栋三层楼房，窗外就是海，那是李良成第一次住进楼房。吃得也好，早饭是豆浆油条、大米粥，这些他从未吃过，午饭竟然有8样菜，他都记在心里。每天的任务就是去海边玩。 李良成并非个例，许多人都有疗养的机会。他更愿意提及的是荣誉，任务完成得好，单位给每个人发一朵纸糊的大红花，有半个身子那么大，戴上了，很远就能看见。 大红花难以留存。如今，家里唯一与煤矿有关的物件是“煤海30年”的红本。1987年，阜新矿务局授予了老矿工一份荣誉，表彰那些在采掘一线年的人。一个春日的午后，他去市里的文化宫开大会，礼堂内聚集了上百个五六十岁的老矿工，领导站在台上，一字一顿地念了每个人的名字。 但他们没有被安排上台，只是听见了自己的名字。大会结束，他们领走了证书和奖章。证书里面用红色的小字写着：“（这批矿工）把光和热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，为东北地区煤炭工业的发展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年华。” 1987年，李良成等着退休了。不过刘贵和才工作5年，厂子效益好，他的家庭生活才刚刚展开。 可是命运急转直下。刘贵和在而立之年遭遇下岗，后来又是脑出血，赋闲在家近10年，靠媳妇的退休金生活。现在，照看两三百只小鹅就是他的全部工作。 80年代起，阜新开始显现资源枯竭。新邱矿的年产量从百万吨萎缩至十几万吨，人员和设备大量闲置。1983年，同是“新邱三大矿”之一的兴隆矿正式报废。 1985年12月，时任阜新市委书记马波直言：“煤炭企业都有一个‘建设—发展—萎缩—报废’的过程，按照这一规律，阜新矿务局在20年后，就将进入萎缩期。”他认为，前30年阜新形成了单一的煤电工业城市，是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误，如果在今后20年内不能把其他工业发展起来，就将是第二次重大失误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 刘贵和没有这样的长远眼光。年满18岁，按照政策去选煤厂接父亲的班，一切顺理成章。 进厂后，他负责“砸大块”：运煤的火车卸下毛料，总有大块的煤和矸石卡在大漏斗里，刘贵和用20磅重的锤子砸碎。 “砸大块”是选煤厂最脏的工种。临近下班，总是这些人最先去澡堂。但刘贵和很满足，每次火车还没进厂，就传来“轰隆轰隆”的响声，他一听到就兴奋，就知道有煤来了、有钱赚了。 厂里定期发放生活用品，有肥皂、牙刷、洗脸盆，每月还有两小袋雪花膏。赶上“安全生产零事故满100天”这类日子，还会发些豆油、雨伞作纪念。当时，刘贵和看不到事业走下坡路的迹象，他以为会重复父亲那一代人的生活。 大时代的潮水是一点点浸入普通人具体的生活，改变缓慢但不可逆转。绝大多数的人是后知后觉，人们依赖着历史惯性做当下的判断。 许多人沉浸在“煤电之城”的辉煌中。李良成认为，即便是80年代，人们依然偏爱在国矿工作，不愿意进入轻工业领域，矿上发煤票、分房，轻工业只是拿份工资。那几年，他先后为两个儿子在矿上谋了工作，以为他们能过上几十年安稳的生活。毕竟这地下的财富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。 当潮水一点点浸过安全线，质变就发生了。对刘贵和而言，那个信号是发工资不再准时了。 究竟是九几年，刘贵和也搞不清楚了。他只记得有次工资压了两三个月，听同事说，“当时电镐一动就赔钱”。还不乏这样的传言：有人给领导送礼，在好煤上面铺上矸石，这样在分流时这列火车就不会往选煤厂分，而是奔矸石山去，后来不知被拉到哪里去了。 一些穿着讲究的人在矿区出现，他们是来这里“倒煤”（倒卖煤矿）的私人老板。出租车司机老陶曾经就在一位老板手下干活，从新邱到海州，哪里都能见到老板的车队。 矿坑不再是50年代的样子，已经挖出了十几道坎。老陶在坑底装上煤，再开回坑顶，要消耗一个多小时。他们专挑夜里下坑，“车开起来，（空中）全是煤面子，不洒水根本看不见道”。路陡得很，必须一口气上去，中间一停，车就往后倒，用大石头抵都抵不住。 老陶年轻时胆子大，开的是加长版的解放牌货车，9米多长、4米多宽，核载8吨，常常装上十几吨煤。到了“票口”（结算运煤数量的地方），不管拉了十几吨煤，就给10吨的票——“老板都是这么挣的钱！” 不止老板想要分一杯羹。经过火车轨道，老陶的车要减速，总有一些老人守在那里，拿大耙子往下勾煤。还有人赶着马车、驴车下坑倒煤。 因此，拉到选煤厂的煤慢慢的变少。刘贵和记得，工资一压，“大伙的心开始凉了”。一些工人不积极了，经常私下调班，去给私人老板背煤，或者做买卖。刘贵和也寻摸了一个能赚现金的活计，自己能去离家不远的小矿井装车。一车装10吨煤，给20块钱，抵得上他在厂里一个多礼拜的工资。 装车是需要抢的。天一黑，五六个人蹲在井口，看见远处有车灯，拿着大板锹就跑，跑得最快的那个把锹扔进车厢，就是在向其他人宣告，这辆车归他装了。 刘贵和脚上有鸡眼，跑不过别人，有时抢到一辆小车，更多时候什么都没有。他不认怂，要么和人家打仗，要么和人商量合装一辆车。 装车的私活和上班冲突了，他就跑去医院，给医生塞盒烟，开个假证明，拿到厂里打（病假）卡片。有时一个月不上班的日子比上班的还多，他也不在乎。 直到某天，旷工几日的刘贵和回去上班，发现厂里空无一人。后来同事告诉他，厂里放假了，下礼拜去开会。会上领导公布了一份名单，上面的人要去手工选煤厂工作，刘贵和就在其中。 在手选厂干了几个月，原来的厂子不知为何又把他调了回去。厂里的境况更差了。调走前，8小时的班就只剩4小时的活，现在一两个小时就干完了。运煤的火车少了，毛料里的矸石越来越多。 起初，刘贵和想再找一份正式工作。艾友矿选煤厂招工，他报了名，对方一看他没有技术，便拒绝了。后来别的煤矿也有下井经验的要求。 装车成了刘贵和唯一能干的事。有时干不过来，就把媳妇马莲也拉过去。马莲也是矿工子女，她3个月大时，父亲在矿井下被掉落的大石头砸死了。18岁后，新邱矿给她安排了工作，直到1985年倒闭。 刘贵和夫妇只是洪流中的两颗水滴。2000年前后，阜新的下岗矿工总数超过十万。据新闻媒体报道，那时阜新每年有两万人失业，新增的工作岗位却只有8000个。 阜新被省公安厅列为“最不稳定的地区”。该市经济转型办公室曾向媒体发出一份情况介绍，2000年，阜新发生了4起拦截国家铁路事件和12起封堵市区主干道事件。 已经退休的李良成这才反应过来，某某家的孩子在矿上是修火车轱辘的，之前把好几个轱辘卸了，找大车装走了。原来人家提前知道消息，把轱辘拿去卖了。 刘贵和不愿意，他还是希望能有个单位依靠。干部们又来了三四次，最终劝服了他。 当时刘贵和家生活困难，还欠着亲戚家不少钱。现在他站在矿坑旁，回忆做起决定时的处境，语气平静。 买断的价格是1万8千块。领钱那天，刘贵和穿了一身西服。他在银行碰到了同厂的女工，年纪比自己大，对方说，自己拿到的钱还没有1万8。两厘米厚的百元钞票，往西服内兜里一扔，自此和19年的矿工岁月彻底告别。 领到钱后有些膨胀，自己是万元户了，牛逼了，刘贵和如今觉得可笑。一高兴，他跑到亲戚家，把钱还上，还喝了点酒。回家路上，又买了台1000块钱的电视。 2001年冬天，阜新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第一座资源枯竭型城市。此后的19年间，其经济总量始终排在辽宁省的最末位。 实际上，2001年新邱露天矿准备启动破产程序时，剩余的资源储量仅有11%。国矿破产之后，这些资源进入残采期，矿坑附近出现了数家私营煤矿。在国矿与私矿交替之际，王立成了一名井下工人。 王立今年45岁，他走路需要拄拐，所以很少出门。早年在井下伤到膝盖，加上常年过度饮酒，2008年，他的双腿患上股骨头坏死。 王立的父亲也是国矿工人，下了一辈子井。18岁那年，父亲正式地找他谈话，问他是否要去接班：“不害怕就去，害怕就别去。”那段时期，子女接班政策也到了末期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 没有犹豫，王立回答：不去，害怕。附近家家都有矿工，虽然都说这是份好工作，老了不用愁，但也清楚井下危险，他们的比方是“四块石头夹块肉”。从小到大，王立听过不少噩耗，谁在井下磕了碰了，他都清楚。一位叔叔在打眼的时候碰着火药，崩死了，死相惨烈，已无人形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。 等年纪大了，要工作了，他才发现了自己没有多少选择。王立学历低，小时候调皮、好惹事，只念了两年书。退学之后，常常招呼一帮不上学的小伙伴，偷偷溜进2号井的澡堂享受，和看门大爷“打游击”。 没有文化，他只能卖体力。跑去盖房子，一天只挣8块钱，他这才发现，还是煤矿来钱快。 决定下井前，王立已经挖了几年煤。那时矿坑已不再向下挖，电镐、火车都撤了，轨道也已经拆了。工作面承包给私人老板，工人们自己找地方刨洞挖煤。一车煤13张票，一张票13块钱。国矿破产时，片区换了老板，王立手里掐着160张票，不知去哪里找人要钱。 没办法，只能下井了。井口在坑底，站在坑顶，几乎看不见下面的洞，底下的声音也传不上来，这样的死寂充满危险。 王立想起小时候，“炸药放一排，一点，哐哐哐哐，从这头到那头”，有人说像一条长龙，他说接连喷出的黑烟就像音乐喷泉。 下过井的人都知道，坑木的作用是给信号的。一受到压力，它们就像拧麻花一样较劲，嘎嘎地响。这时要赶紧逃离，等到出事了，它们还抵不过一根火柴杆。 退休的下井工人郑百里记得，国矿的棚梁都是松木，专用的，从大兴安岭运来，特别结实。王立下井的时候，私矿的棚梁换成了杨木，它们的造价更低，但常常晃悠，让人心里没底。 下井不到半年，王立就出了事。井下放炮，木头横梁被崩倒了，他正要去扶，棚顶的煤砸下来，把他埋了。就一秒钟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王立眼前一黑。好在煤不多，同事把他拉了出来。伤势不太严重，脑袋、胳臂、手掌、膝盖开了小口。 私人小井就是这样，怎么赚钱怎么干。父亲在国矿干活的时候，工作服、靴子、安全帽都是矿上发的，到了王立这里，只发矿灯，剩下的都要自己置备。 再没有旱涝保收，一切都要看井长的脸色。分到的工作面好，每月能赚两千多块，分到的工作面孬，就只有三四百块。 “到了月底，哪个班长不得给井长拿点钱？十几个人，每人出个一二百块，给井长送去。”这个月没送，下个月马上完蛋，分到“贼硬的道”，每天连一米都前进不了，工钱只有二三十块。 人人必须要学会察言观色。下了班吃饭喝酒，招呼井长两三回都不去，王立就明白，得赶紧送钱了。 矿上没固定的休息日，王立每月至少上25天班，也有上满班的时候。他熟识的人中，有的整整一年没有休息，一天不落。 但这只与工钱有关，不再谈工人阶级的奉献和荣誉了。郑百里下井的时候，推煤都嫌锹小，用胳膊顶着。王立的父亲也戴过大红花，矿上还给他拍了照，贴在布告栏上。有次，父亲拿着照片回家，和王立一顿显摆。 王立下井的时候，没人稀罕这些了，“还是给钱实惠，干得好，给俩钱，大家乐意分就分，不乐意分就吃饭喝酒去”。 股骨头坏死的前两三个月，王立每月能挣四千多块。那时属于退采，前面已经找不到煤了。用斧子把坑木砸断，砸不动就用锯子，坑木一倒，煤就像“冒顶”一样掉了下来，跑开的工人们又聚集起来，往蚂蚁车上铲煤。把这些吃干榨净，巷道便自然封死了。 阜新的煤枯了，中国的煤炭年产量却一路走高。从2000年的8.8亿吨提升到2010年的33亿吨。印着海州露天矿的1960年版5块钱，也在2000年7月停止流通了。 如果没有生病，王立也许会像工友们一样工作到2018年。他感觉自己没赶上好时候，后来国家要求严了，木头棚梁换成了液压支柱。运煤机直接接到矿车上，不用再拿锹装了。轻松了，工资高了，普通工人每月至少赚六七千块。 2018年末，为落实去产能要求，新邱关闭了剩余的10家小煤矿，全区121年的煤炭采掘史画上句号。阜新至今累计输出了8.1亿吨煤（数据来源：阜新市统计局），如果以一节载重60吨的火车车厢计算，排列的车厢可绕地球赤道5圈多。 与此同时，矿坑赛道也迎来了它的第一场赛事。全国的127名赛车手第一次在工业遗迹中比试身手，刘鑫也来了，越野摩托换成了赛车，时间又过去了10年。 几天后，“新邱露天矿变身赛道”的消息刊发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不少网站转载。 想到主意的是华人工程师金跃群，一次，他发现赛车场地就是人工刨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能不能把矿坑改建成赛道呢？他把赛车手带到矿坑跑了一圈，对方激动地说：“全世界找不到这么烂的路，太刺激了！” 测试赛成功后，百年赛道小镇项目加速推进。项目预计在24平方公里的区域建设12条很多类型的主题赛道，一份规划里写着“着力打造世界级地形最复杂、赛道种类最多样、赛事类型最齐全的百年赛道城”，政府寄予厚望。 去年，刘鑫在一场城庆邀请赛拿到第5名，颁奖仪式上，他拉着儿子上台领奖，露天看台上坐着不少观众。 去年，李良成听邻居讲起矿坑赛道：“这么大岁数了看那干啥？一走路就喘。”75岁那年，他被诊断出肺气肿，后来心脏也出了问题。他的职工医保手册上有15个章，意味着他住过15次院，每次至少半个月，后面还有7次没盖章。 刘贵和夫妇爱凑热闹，但比赛门票要七八十块，太贵了。后来听说门票贱了，只要几块钱，想到来回搭车要十几块，他们还是没有去。 王立腿脚不好没法去。有次比赛，做环卫工的媳妇被调去清扫，录了视频拿给他看，他也就看了几眼。 近20年来，阜新陆续上马了风电、液压、玛瑙等项目，作为主要安置对象的下岗矿工，在这些项目的参与度却不高，多数人仍然做着装修、开车、摆摊的工作。 养鹅前，刘贵和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私营的露天煤矿打更。夜里，矿坑特别安静，身边的狗叫上几声，就会回响很久。国矿时代里昼夜不止的电镐声，刘贵和听过，现在永远地沉在坑底了。 5月29日下午，开往白音华的专列准时出现，停靠在矿坑赛道对面的新邱火车站。15小时后，它将到达内蒙古东北部的草原深处，据说那里的四号矿坑煤矿资源量约有10.4亿吨，超过了阜新的出煤总量，那是阜矿集团实施战略转移的新支点。 候车的矿工们多是中年人，不少人穿着黑衣，拎着行李，有的人在月台驻足，有的两手叉腰观望，陆续上车，汽笛响起，列车缓缓离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