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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两农村少年放牛时被垃圾山掩埋 两天后遗体才被挖出

  在村民的记忆里,这个垃圾山“有些年头了”,这期间,垃圾场无人看管、没有护栏,里面的垃圾未经任何处理。“垃圾山”此前曾发生过规模不一的十余次垮塌,但出事前,没有人把它当成安全隐患。

  逝者是周家的兄弟俩,哥哥12岁,小学五年级;弟弟10岁,小学三年级。三天前,两人到垃圾场旁的山坡上放牛时失踪;两天后,遗体被从垮塌的垃圾里找到,已无生命体征。

  吞没兄弟俩的垃圾场位于村东山坳,天然形成的坑里堆着整个乡镇10年左右的垃圾,因体量巨大,村民称之为“垃圾山”。

  在村民印象中,“垃圾山”无人看管、没有护栏,里面的垃圾未经任何处理。而在雨水浸泡及自身重力下,“垃圾山”此前曾发生过规模不一的十余次垮塌,都未被视为隐患。

  云南昭通遭垃圾山掩埋两儿童确认死亡 遗体已被找到 新京报“我们视频”出品

  路是盘山路。车子来来地绕,绕过连绵的梯田和玉米地,马路另一侧的山谷越来越深。农户的白房子散落在地势平坦的地方。

  资料显示,镇雄是国家级贫困县,也是云南人口和农业人口最多的县;花山村是它200多个下辖村之一,和许多村落别无二致:海拔高,位置偏远,交通不便,进村的水泥路是几年前才修好的,耕地不多,没有大型工厂,青壮年以外出务工为主。

  在周家,父亲周高成在四川的建筑工地打工,母亲吴学敏在家务农、照顾小孩。四个孩子两男两女,两个女儿读初中,两个儿子读小学。

  最小的儿子出生前,吴学敏也在外打工,从浙江到江西,将三个孩子带在身边。2009年小儿子出生后,吴学敏回到故乡,“在我们农村,两个儿子就享到福了嘛。”

  7月10日晚,太阳从云贵高原的山野里滑走。吴学敏把一盘炒土豆、一碟花豆、一碗酸汤摆上桌,等两个放牛的儿子回家吃饭。

  吴学敏有些急,开始给儿子的同学和朋友家打电话,“打是打了,但是我知道我的孩儿从来不会到哪家去。”她又到村里村外走了一遭,还是没找到。

  七点左右,她给在四川打工的丈夫周高成打电话,告知“儿子找不到了”。周高成报了警,随后搭上赶往老家的车;吴学敏则叫上同村的亲戚邻居,四下寻找。

  有关两个孩子的讯息零零散散传到吴学敏耳朵里,孩子的姑奶奶说,下午三点多,她发现孩子放牛附近的垃圾山发生过垮塌;同村的村民说,当天曾看到过两个小孩在垃圾山附近玩。

  塑料袋、旧衣服棉被和煤炭残渣裹在一起,“根本拽不出来”;盛夏季节,一铁锨下去,垃圾的腐臭味直接扑在脸上,招来嗡嗡的苍蝇。每个挖掘者都戴着两层以上口罩,隔上十几分钟换一批人。

  7月11日早上,家人和村民在垃圾山挖掘,搜寻两个失踪小孩。图片来源于视频截图

  在挖掘现场的村民见证,“12号中午11点多,挖到了弟弟,又一个小时左右,挖到了哥哥。”

  在村民们眼里,这注定是一场悲剧。因为在当时,对两个小孩子来说,大堆垃圾从天而降,即便具备自救能力,也就没有机会;就算呼救,但垃圾场距离村子一两公里,也不会被人听到;垃圾场附近有一处变电站,但变电站里就算有人值班,能听到的也只是机器的轰鸣……

  7月13日,乡政府以“给他们一些关心,让他们建立对生活的信心”的名义,为周家提供补助31.8万。同一天,两位少年下葬。

  左为弟弟,10岁,小学三年级毕业;右为哥哥,12岁,小学五年级毕业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摄

  事后,回忆起两个年轻生命,亲属和朋友无一例外地给出“乖巧”“懂事”“听话”等词,他们主动做家务,不和同龄人打架,也曾经在老师眼里“不注重个人卫生,有点调皮捣蛋”。

  兄弟俩就读的小学,7月8日开始放暑假。家长有繁重的农活要做,放牛通常是农村小孩子的假期任务。“还不如不放假呢,就不会出事了。”孩子的堂哥说。

  在“365天中有200天会下雨”的镇雄,7月的雨更是说下就下,事发前,暴雨连续下了几天;事发后,又接连下了两场雨。唯独10号那天,天晴,还出了太阳。“要是下雨就好了,他们就不去(放牛)了。”孩子的表舅说。

  以往,同村的两个小孩喜欢到周家找兄弟俩玩,然后四个人一起去放牛,那天他们却迟迟没去,俩兄弟没继续等,赶着牛出发了。“要是一起去,出事还有个喊‘救命’的。”孩子的母亲说。

  一位村干部介绍,花山村的海拔大约2000米左右,山多,耕地少,农作物主要生产苞谷、洋芋和苦荞。“苦荞几块钱一斤,洋芋八角,苞谷五角,收个几千斤,一年到头根本赚不到多少钱。”

  所以,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外出打工。男性外出打工,女性留下照顾小孩;夫妻外出打工,老人照顾小孩;或是托付给亲戚照看。有村民调侃:“我们这里过节只过六一、三八、九九——儿童节、妇女节、老人节。”

  在村民们眼里,在房顶上蒙着眼睛捉迷藏,用苞谷秆搭成小房子,坐在里面点火玩,这些几乎是当地每个小男孩共同的经历。父母无法随时在身旁看管,自身又缺乏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。

  这样的情况一度让作为老师的赵敏觉得头疼:“农村留守儿童多,家长们要么没有精力管小孩子,要么安全意识薄弱。你老是说孩子们不要在公路上骑自行车了,但是家长还是会买给他;我们在班会课上说了放学回家不要去采野果、野生菌,去了家长也不管;开家长会了在黑板上多讲几句,他们都觉得自己的时间太宝贵了……

  村民口中的垃圾山,位于花山村东侧两公里处的山坳,垃圾在天然形成的坑中堆成山形,从上俯视,垃圾山和普通操场面积相当。有人估计,“得有四五十米高。”

  花山村是花山乡的政府所在地,有村干部和村民证实,这座位于花山村的垃圾场除了容纳本村的垃圾,也将花山乡镇上其他村的垃圾收入其中。

  一位村干部介绍,花山乡下辖六个村,共有3万人口,其中镇上人口有1万。在镇上,商铺和住宅分布在一段2公里左右的主街两侧。

  花白头发的老蒋是花山乡的垃圾车司机,从2010年2月以来,他每天早上八点到十点开始工作,将垃圾车的音乐打开,沿着主街缓缓而行,居民们听到音乐声,便带着垃圾出门,丢进绿色车斗里。

  镇上的垃圾大概在两三个小时后敛收完毕,老蒋把车开到垃圾场,倾倒下去,中午12点前完成一天的工作。

  事发当天,老蒋在上午11点多倒完垃圾,他回忆,那时的垃圾山没什么异样。直到晚上八九点,乡政府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叫他过去看,他向在场的村民证实:“垮了。”

  在村民的记忆里,这个垃圾山“有些年头了”。有人说五六年,有人说至少九年,也有人说十五六年。老蒋最肯定:“快11年了。”

  “五年前有标志牌的,写着‘垃圾场,禁止入内’,时间长了就没有了,又没人经管,标志牌就丢掉了。”老蒋说。

  花山村一位村干部说,“我们还算不错的,是有地方倒垃圾,好多地方都没有地方倒。有的村都是就地掩埋,我们是垃圾处理比较好的,有集中堆放点。”

  事发后,镇雄县委宣传部外宣部主任熊涛说:“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,很多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,很多问题都暂时没办法解决……我们县里面都没有处置垃圾的能力。”

  花山村村干部介绍,垃圾山所在的土地,是村集体的,两侧山坡上的草丰厚肥美,是村民们放牛放羊的地方。有时候小孩子放牧无聊,便会到垃圾堆里翻找玩具。

  垃圾场旁是花山村集体所有的草场,村民们通常来这里放牛。新京报记者王双兴 摄

  有村民曾看到过,有小孩在里面捡到四五十公分长的胶质玩具马,还有的捡到过小低音炮,“修了修还能用”。成年人偶尔也会去,“在里面捡瓶瓶罐罐卖废品,听说还有人捡到过钱。”

  很多村民都知道,7月10日的垮塌并非是垃圾山多年来的第一次垮塌,就在一个月前便有过一次。

  “一开始有点斜。”老蒋用手比了一个75度左右的斜坡,“农历的五月初三(6月16日)晚上垮掉一次,下雨,垮下去上千方(立方米)。”老蒋所驾驶的垃圾车,一车的容量大概有七八方。

  多位村民证实,那一次的垮塌后,原本有坡度的垃圾山变成了直上直下的形状,垮掉的垃圾向天坑更深处摊开,剩下的部分变成了断崖,“上面有一个洼(凹陷进去的地方)”。

  7月10日,在连续几天的暴雨冲击后,垃圾山再次发生垮塌,上面的垃圾倾泻而下,和一个月前的垮塌相比,这一次的规模不大,“200方左右”,但恰巧,将两个孩子掩埋其中。

  一个月前的6月13日,昭通在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“回头看”期间被通报批评,生态环境部公布消息称:“云南省昭通市至今还没建成规范化垃圾处理设施,这在全国地级市极为少见。由于长期缺乏规范的垃圾填埋场,全市垃圾污染问题突出,群众反映强烈。”

  清华大学固态废料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教授刘建国介绍,类似的“垃圾山”现象在我国的农村地区很常见。“它其实没什么规划,可能有矿坑啊、采石场啊,稍微偏僻的地方,刚开始这一个地区开始堆了,慢慢的大家就把垃圾倒在这里,倒着倒着,就形成了一个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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